“蓝色火焰”缘何倏然熄灭（上）

“蓝色火焰”缘何倏然熄灭

——也谈叶赛宁之死

1925年12月28日凌晨，在列宁格勒“安格列杰尔”旅馆，俄罗斯著名抒情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留下血写的绝命诗《再见吧，朋友再见》，以一条皮带结束了自己年仅30岁的生命。

关于叶赛宁的死，近几年，在俄罗斯文学界各种传说都有，认为是他杀的不在少数，认为是酒后自杀的也有，但是绝大多数都缺乏事实根据。持他杀观点的人认为在“安格列杰尔”旅馆那条垂直的水管子上是根本不可能自缢的，而且要想自己把自己吊到近4米高的天花板上是办不到的，并指出从莫斯科有关部门提供的叶赛宁尸体的照片上，看不到一条脖子上的缢痕。还有，遗容额头上出现的“伤痕”是怎么回事？但法医鉴定认为旅馆房间高度，及距地面3.58米、直径为3.7厘米的水管子上悬挂一个100多公斤人的身体也绝对没有问题的。当年尸体解剖显示“脖颈喉结上部有一缢痕，另一道缢痕从左向上延伸至外耳轮。缢痕从右侧向上延至后脑部。”认为“可以引发呼吸阻塞的缢痕非常明显”，而且“头骨完好无损。”胃中食物检验也排除了酒后自杀的可能。

因此，对于叶赛宁是不是自杀，我们没有怀疑的必要。但是叶赛宁为什么自杀，这正是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最近，我阅读了叶赛宁的传记、书信集，和收集到的有关叶赛宁的报刊网络资料，并重读了自己早年十分喜爱的叶赛宁诗集，寻找和分析这个俄罗斯“天才诗人”那么决绝地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原因。我认为，叶赛宁之死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作用于诗人的心灵，以至郁结为精神危机的结果。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把叶赛宁推上了死亡之路：

一、蓝色诗歌在红色时代的幻灭与恐惧

叶赛宁被誉为“天才的乡村歌手”、俄罗斯诗歌奠基人之一。他于1895年10月出生于梁赞省一个农民家庭，9岁开始写诗，18岁迈入诗坛。他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在农村度过，绝大部分诗篇渗透着淳朴的乡土气息。他说自己是“在蛙声的合奏中成长为一个诗人”。
“切开蔚蓝的水／望一眼河上也叫人心醉”。叶赛宁的诗歌清新柔美，充满了忧郁情调，表达了对故乡大自然和土地的无比爱恋。但他的抒情不是空洞的口号和冗繁的议论，而是深沉精美的浅唱低吟，有着温柔的“叶赛宁风格”。他写乡村，并不是在描绘一幅赏心悦目的旖旎画卷，而是在雕塑她的灵魂。在他笔下，乡村的天空、山峦、海湾、星辰是蓝色的，天鹅、白杨、清风包括时光、幸福也是蓝色的，甚至俄罗斯也是蓝色的：“我告别了故乡的小屋／丢下了蓝色的罗斯／当三星高照／池塘边的桦树林／会消融老母亲的情思”。在众多的色彩中，叶赛宁独爱蓝色，它代表了诗人的审美追求，也象征了诗人的人生色彩。
我认为叶赛宁的死，其实就是这“蓝色诗歌”在红色时代的幻灭。
文学家高尔基对叶赛宁的死有过深刻的、公认富有代表性的分析，他认为叶赛宁悲剧的根源在于城乡之间的矛盾，即“泥罐子碰铁罐子”的矛盾：“他的生与死是一部大型艺术作品，是生活本身所创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最好不过地代表了城乡关系的悲剧。”
高尔基认为叶赛宁的死并非偶然，是社会关系发生伟大转折的时代所引起冲突的反映。因为这种转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内心里加以接受的。在《四旬祭》中，叶赛宁直接用“铁马”（即火车）与活马竞赛的典型场景来体现这种冲突：“在蔚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就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陌生的死气沉沉的打谷场，/给你唱的歌不会使你获得生命！/只有那些马匹和燕麦/将为年老的主人忧伤。”在《正在消逝的露西》一诗中，他还写道：“我并不是一个新人！/这有什么可隐瞒？/我的一只脚留在过去，/另一只脚力图赶上钢铁时代的发展，/我常常滑倒在地。”
叶赛宁在自然面前温柔细腻，永远怀着隐秘的恋情。高尔基对他做了最恰当的比喻：他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自然所赐讴歌田野哀愁的一个器官。然而，他生活在疾风骤雨的革命时代，雄伟强悍的力量拉断了他脆弱的生命线。“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在诗中歌唱我简陋的小木桥”道出了他的生不逢时。用高尔基的话说，叶赛宁“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晚了，或者说实在是太早了”。诗人茨维塔耶娃也认为：他如果早生10年，就会唱完他那乡村恋歌。
但我想“出于对俄罗斯乡村的执着眷恋而不能认同现代文明的强大推进及其对乡村的破坏”，固然使叶赛宁心有所痛，但还不至于把他推上绝路。
叶赛宁1916年应征入伍，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离开临时政府军队，加入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战斗队。他以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胜利。后来他在自传里写道：“在革命的那些年里，我完全站在‘十月革命’一边，但我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接受一切，带有农民的倾向性。”“十月革命”后，叶赛宁政治上坚决拥护苏维埃政权，并且创作了歌颂革命、赞扬工人阶级的诗篇，如充满革命激情、时代气息和对未来憧憬的《同志》《天国鼓手》《约旦河的鸽子》等。甚至，1922年在回答柏林一家报社记者的提问时强调说，他热爱俄罗斯，而且除了苏维埃他不承认任何政权。当时的他寄望于革命建立“农民的天堂”（《伊诺尼亚》）。
但从根本上他并不理解“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在闹饥荒的农村，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的讨伐队在农村寻找并征收粮食，遇到反抗，则“无情地烧毁整座整座农庄”。农村的惨状使他悲叹不已：“那儿一切都在崩溃……一切都在完蛋……”。对“革命”很快产生了幻灭的感觉。再加上他无法容忍当局要求艺术家无条件服从政权的制度，并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叶赛宁的朋友诗人索伯利1925年对霍达谢维奇说：“像叶赛宁这样公开‘抨击’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俄罗斯任何人连想都不敢想；任何一个人敢于说出叶赛宁所说的十分之一的话，早就被枪毙了。”
叶赛宁虽然没有“被枪毙”，但却被纳入了当局“关照”的视野。从叶赛宁的书信中我们不难找到破译诗人生平之谜的有力佐证。如叶赛宁在1923年4月22日给大妹妹叶卡捷琳娜的信中告诫她：“要写得简练点，理智点，因为我的信有人读”。分明是在暗示，他虽身居巴黎，但从国内给他的每一封信都是受到当局拆过的。说明诗人在生活中已遭到怀疑，受到秘密监视。
同时，叶赛宁的诗歌也被认为是悲观、颓废的，被看作是对流氓、妓女、低级酒馆的美化、述恋、欣赏和崇拜。再加上生活中的他放荡不羁、玩世不恭，因而为当局所不容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叶赛宁深爱着他的祖国，他说：假如天兵朝着我喊叫，/“快抛弃罗斯，住进天国！”/我定会说：“天堂我不要，/还给我自己的祖国。”在他的诗中，对俄罗斯农村的爱和祖国的爱始终紧密地连在一起：大地母亲和祖国母亲是同义语。浓郁的感情，很难区别出哪是对他的祖国，哪是对他的心爱的乡村。
这也是叶赛宁与白银时代的其他诗人的不同，在十月革命之后他没有流亡国外，像吉皮乌斯等人那样发誓与十月革命势不两立。除了与邓肯出游的那两年，叶赛宁一直固守在俄罗斯土地上。然而，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并不能挽留他的离去，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让他感到痛心。甚至使他感到了恐惧。

据俄罗斯当代诗人斯·库尼亚耶夫所提供的资料，当时叶赛宁周围的诗人，先后几乎全部被清洗，而在这些人的肉体被消灭之前，精神上就已遭到了摧残。其中，叶赛宁的挚友阿列克赛·加宁，早在1925年就被无情地镇压；其他诗人，如尼·克柳耶夫、谢·克雷契科夫、彼·奥列申、瓦·纳谢得钦、帕·瓦西里耶夫、伊·彼利勃鲁德内依等，都在三十年代惨死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叶赛宁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精神上已感受到无形的压力和苦闷。

我想，这种对现实社会的幻灭和恐惧，才是一只最有力的推手，把诗人推到了死亡的悬崖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