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火焰”缘何倏然熄灭（下）

叶赛宁是个用生命写诗和把诗视为生命的人。他的诗，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极具磁性、让人心动的。诗和生命的交融正是叶赛宁的不朽之处，他的诗洋溢着生命，他的生命充满了诗。他在1925年10月写的《我的小传》的最后一句便是：“至于自传的其他内容，全在我的诗中了。”而在他早年的诗歌中，我们处处能看到诗人唯美的、梦幻般的想象与追求。帕斯捷尔纳克说：“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

“我的梦欢快而又柔美，/那梦中有彼岸的小树林”（《银铃般的风铃草啊》）；“脱下皮袄，解开披肩，/挨着我靠近火炉旁；/她将平静地对我说，/小家伙和我一模一样。”（《温暖的夜晚》）；“我相信，相信幸福是有的！/太阳也还没有熄灭。”（《我相信，相信幸福是有的》）；“我愿做个幸福的少年，/或者是草场上的小花。”（《风啊风啊卷着雪粉的风》）；“那就是你，我的梦幻，/我爱你身材的苗条和举止的娴静。/我在城市和乡村流浪，/我寻找着你呀，你住在哪里？”（《梦幻》）；“望一眼田野，望一眼天空——/地上是乐土，天上有天堂。……神灵的双手正爱抚地把牛奶，/洒上濒死的庄稼汉的头顶。”（《望一眼田野，望一眼天空》）……由此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对美好未来的梦想，对爱情和幸福的期待，和对乡村好光景的向往。

但这些美好的憧憬，在诗人后来的生活中像气球一个个破灭了。对于一个童话般、梦幻式生活的诗人来说，这些失望在心里的阴影可想而知。诗人在1924年的《回答》中写道：“在这个冷酷的星球上/有多少肮脏的勾当！/就是太阳列宁/也不能马上把它们烧光！/这就是为什么我怀着/一颗诗人的痛苦的心/终于走向了堕落/胡闹和酗酒。”

《莫斯科共青团》报的主编助理谢廖沙说，叶赛宁的自杀，也是一种命运的必然，他追求完美主义，他不可能进入带有任何瑕疵的精神世界。正因为如此，极度的抑郁和绝望也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这是叶赛宁整个精神世界最大的悖论。

我认为谢廖沙的观点很有道理。叶赛宁一方面追求完美主义，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破坏自己生活中的美好。从我所看到的资料分析，我认为叶赛宁是个多血质和抑郁质混合的诗人。他在1918年从彼得堡迁往莫斯科前，还是个人们认为世俗意义上的“好青年”。但到莫斯科后，以马里延戈夫为首的那些玩世不恭的意象派诗人迅速对他形成了包围，中国有句古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这个圈子里，他过起了有着所谓“叶赛宁气质”的浪子生活。也因为这种生活，他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了，但他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而是变本加厉，更加酗酒闹事，甚至常常在警察局的冷板凳上过夜。和叶赛宁同时代并有交往的帕斯捷尔纳克对他充满了理解的同情：“他的作品为现代大都市的迷宫取代了。一个当代人的孤独的灵魂在这个迷宫里迷失了方向，破坏了道德，他描绘的正是这种灵魂的激动的，非人的悲惨状态。”

除了圈子的影响和为排遣忧郁的胡闹外，我以为叶赛宁的浪子行为还含有对城市的叛逆的意味。十月革命前，来自农村的叶赛宁被城市诗歌界称为“农民诗人”，其中既有对他给死气沉沉的诗坛所带来的大自然的清新气息的赞赏，也含有对这位俄罗斯农村土生土长的诗人的“土气”的鄙夷。据说一次马雅可夫斯基见到叶赛宁身穿一件绣着十字的粗布衬衫，脚蹬一双树皮鞋。马雅可夫斯基认为他这是故作姿态，讥笑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了做广告吗？”“我们乡下人不懂得你们那一套，”叶赛宁笑着辩解道，“我们随随便便……按我们的习惯……穿古老的粗布衣……”而当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再见面时，叶赛宁已是打扮入时，俨然一派城市翩翩少年的风度。叶赛宁以其天生的诗人气质和聪明才智，使他偏要显示出一个“农民诗人”的与众不同：他不仅以自己的诗歌使城市惊叹，还要以行为捍卫不可侮辱的自尊，以别出心裁的作派给城市“耳目一惊”。这就是为什么他时而一身农民打扮，出入贵族沙龙；时而又西装革履，进出低级酒馆，酗酒闹事、一醉方休。但这荒唐的生活除了表达他对城市的逆反外，也显出了他对世界犹如梦幻式的理解。

    十分理解、同情和客观评价叶赛宁的高尔基在1926 年3月24日从那不勒斯寄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谈到叶赛宁的死，他说：“这是一个农村青年、浪漫主义者和抒情诗人的悲剧……我是在叶赛宁初到城市的时候见到他的……城市兴高采烈地迎接他，犹如贪食者见到一月的草莓。人们开始像伪君子和心怀嫉妒的人那样过分地、虚假地赞扬他的诗……他很早就感觉到城市会毁灭他，并且用优美的诗句描写了这一点。他虽然仍是一位非常独创的抒情诗人，却已经变成了十足的无赖。我认为，他之所以耍无赖，是出于绝望，出于对毁灭的预感，同时也是出于对城市的报复。” 

在我所阅读的资料中，我认为高尔基是叶赛宁同时代最深刻理解他的同道。在阅读叶赛宁后期的诗歌时，我不断感到诗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其实是十分清醒的。诗歌中表现出的那种对过去的厌倦、反省和忏悔，以及荒唐的日子对生活的损伤无不令人动容。如“那些早年的狂热/已随时间的消失而冷却/可是放荡不羁的气质/永远流进了我的诗句”（《所有的人都从小时候》）；“我这个人像座荒芜的花园，/我曾经沉溺于女人和美酒。/纵情地唱呀，跳呀，/任我的生命白白地流走。”（《熄灭了，蓝色的火焰》）；“不要惊醒我的好梦/也不要为我壮志未酬而不安/在生活中我已经历了/过早的损伤和疲倦”（《给母亲的信》）……尤其是《我从来没有这般疲倦过》，就像是诗人对“我的放荡不羁的生活”进行全面的检审，“许多女人爱过我，/可我没看中一个，/是因此那黑暗中的势力，/才叫我沉溺于杯中物？”“无休无止的烂醉的夜，/纵饮中有过多少忧郁！/是因此蛆虫才侵蚀了我的眼睛，/像两片蓝色的落叶？”“我倦于无目的地折磨自己，/我会带着怪诞的微笑，/去爱那笼罩在我微弱躯体上的，/柔寂的光辉和死人的安宁。”也许正因为诗人已感到极度的疲倦，他想“休息”，想永远地休息，因而在诗人最后几年的许多诗歌中，我不时捕捉到诗人将要辞世的念头或者说暗示。像“别了，巴库！像一支纯朴的歌那样别了/我最后一次拥抱你，我的朋友”（《别了，巴库！我不会再见到你》）；在给妹妹舒拉的诗中诗人写道：“妈妈在梳麻时唱些什么？/啊，我已经永远离开了家园。”（《我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美人》）而在《白色的雪原，白色的月亮》中，我们更是仿佛看见了死亡的景象：“白色的雪原，白色的月亮，/白色的寿衣覆盖了我们的家乡。/白花花的白桦林在林中哭，/这儿死了谁？莫不是要把我埋葬。”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唯美的叶赛宁在现实面前故作浪子，但其实他的内心也已厌倦这种生活。如果说叶赛宁的唯美理想是“红色”的，那么他的生活无疑是“蓝色”的，这种红与蓝构成了他生命中的另一对矛盾冲突。对艺术家来说，“被梦想的驱逐也许是最残酷的刑罚，意味着死亡。”而叶赛宁就是这样一个被梦想驱逐、并自我放逐的诗人，因此梦幻尽管美丽，终归不可依托，现实生活使他感到无法承受的疲倦，所以他觉得“活着也不更新鲜”。